6月，在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后，山东考生白蕊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关键的人生抉择。她此前预估自己的分数会是520分，而根据往年的分数线，进入211院校或较好的“双非”一本院校都比较困难。山东省公布的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简称“特控线”）恰好是525分，与她的最终分数一致。

“特控线”是教育部为“强基计划”、综合评价、高校专项等特殊类型招生设定的最低分数线，同时也常被用作中外合作办学录取的参考标准。白蕊的母亲建议她考虑中外合作办学，特别是“4+0”模式，即学生全程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习。与直接出国留学相比，“4+0”模式的学费可以减半甚至更低。此外，有信息表明，此类项目的毕业生在海外申请研究生项目时具有优势，更容易进入世界排名前100的硕士项目，这让白蕊颇为心动。

当白蕊深入了解中外合作办学领域时，她发现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就在今年高考前，教育部公布了新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审批结果，共有86个机构和133个项目获得批准，涉及174所高校。此前，全国已拥有253个机构和1100多个项目。“4+0”模式，即学生在国内完成四年本科学习并获得中外双方或外方院校的学位，也被称为“不出国的留学”，但其真实情况是否如宣传般美好，仍有待考量。

寻找匹配

来自海南的孙晨皓是宁波诺丁汉大学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2026届的毕业生，他当初的选择过程比白蕊更加深思熟虑。早在高二，孙晨皓就开始关注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全英文授课，引进海外教育模式与师资，并提供丰富的出国交换机会和课外资源。

孙晨皓提到的这几所大学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国内共有11所此类中外合作大学，被称为S11院校。报考这些院校需要通过高考统一招生，毕业后可获得国内院校的毕业证、学位证以及海外合作院校的学位证。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沈伟其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中外合作办学存在三种形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非独立法人机构（通常指大学内的二级学院）以及独立法人机构。他认为独立法人机构代表着一种最高形态的机制引进。

孙晨皓当年的高考成绩为621分，与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录取分数线一致。他回忆，该校在海南每年招生约12至15人，高分考生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2023年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甚至达到了658分。尽管孙晨皓的成绩足以进入顶尖211或末流985院校，但他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原因是不想浪费自己的英语优势，他希望在实际应用中提升英语能力。

宁波诺丁汉大学对报考考生的外语单科成绩有不低于115分的要求，其他S11院校也有类似规定。除了全国统招，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浙江省还实行“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部分院校还会要求提交申请文书。孙晨皓也曾申请上海纽约大学，该校实行自主招生，录取主要依据高考成绩、校园开放日表现和校考成绩，三者比例为6:3:1。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表示，该校中国学生主要通过自主招生录取。高考成绩是必要条件，也是优选条件。自主招生环节通常在每年4月完成，考生会被分为A、B、C三档。A档意味着考生只要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即可被录取，B档则需根据A档剩余名额择优录取。该校每年招收500名学生，其中中国学生约251人。童世骏提到，通常获得A档通知的学生高考成绩都会达标，但也有学生在拿到A档后放松要求，导致高考成绩未过特控线而无法被录取。

多位受访者强调了校园开放日的重要性，认为其如同“试吃大会”，是考生与院校双向选择的关键环节。童世骏将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视为一次面试，包括试听课，他和美方常务副校长都会参与评估学生的求知欲、探索能力、英语水平以及自主学习能力。他认为，即使高考成绩顶尖，如果学生不适应全英文授课，或者缺乏自主性，也未必适合上海纽约大学，因为他们的需求与学校提供的教育模式可能不匹配。

自去年起，教育部密集审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标志着这一领域的“审批潮”已经来临。沈伟其认为，这表明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实践证明，中外合作办学能够有效提升学科建设水平，为高校引入世界前沿的教育资源，而“4+0”模式尤其能帮助学生在国际化平台上培养传统大学难以快速塑造的竞争力。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长期关注中外合作办学的集中发展。他指出，预计到2034年，高校生源将出现大幅下滑。当前正值生源增长期，同时国家需要扩充优质本科教育资源，中外合作办学便成为一个有效的渠道。这不仅能为高校带来额外收入，还能通过定期合作应对生源高峰，并在低谷时期及时调整。然而，童世骏强调，中外合作办学并非所有学校都应追求的方向，它将作为一种补充和探索，以满足教育多样化的需求，而非主流模式。

“挂羊头卖狗肉”

近期新获批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有6家是由985高校合作设立，这一消息让田力感到喜忧参半。田力，一位在上海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多年的专家，认为尽管未来985高校可能会纷纷加入，整体办学质量有望提升，但“985”、“211”的标签并不总是中外合作办学的金字招牌。他警告称，未经教育部审批、由学校委托培训机构开设的各类国际本科项目，无论“4+0”、“3+1”还是“2+2”，都存在极高的“陷阱”风险，即使是已获批的项目，也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

赵信自认为就是落入了“坑”。他是一名北方某985高校与美国某州立大学合作的“4+0”项目的大三学生，高考分数仅比当地特控线高不到20分。项目宣传的“一本线读985、四年不出国拿美国学位”以及较低的学费（四年不到40万元）和相对宽松的英语成绩要求（超90分），让他的家人觉得“捡了个大便宜”。

然而，赵信就读的项目属于计划外项目，即绕过高考志愿填报体系进行招生，毕业后仅颁发海外合作高校的学位证，该学位可申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这类项目的招生标准各异，有的要求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有的则仅需满足校测或英语水平考试成绩。入学后，赵信发现现实与宣传大相径庭。他提到，虽然校园卡和统招生一样，但后台权限不同，部分图书馆数据库无法使用。他们使用独立的选课系统，宿舍也单独一栋，与统招生分开居住。大一时，专业课主要由中方教师中文授课，夹杂少量英文术语。大二开始，美方教授“空降”全英文授课，但班上能够跟上节奏的学生寥寥无几。

孙晨皓也听闻身边有同学就读类似的计划外“4+0”项目，体验不佳。田力指出，“计划内”项目通常要求外教授课比例不低于40%，但“计划外”项目对此没有硬性规定，师资质量完全依赖项目方自觉，导致质量堪忧。赵信入学后才了解到，其合作院校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于数百名开外。

沈伟其作为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专家，坦承中外合作办学领域仍存在质量差异。一些项目真正引进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但也有不少项目仅为创收，甚至有国内名校被指“挂羊头卖狗肉”。他认为，在同一所高校中，如果中外合作办学的工商管理专业录取分数线高于普通项目，这才是正常现象，但目前许多合作办学项目分数线却可能低出数十分。

多位受访者注意到，近年来，计划外“4+0”项目逐渐收紧，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相关项目已停办，目前经教育部批准的仅剩5所，其中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4+0”项目是“顶流”。该校合作院校悉尼科技大学的QS世界大学排名常年位列前100。但田力指出，该院实际录取门槛比上海大学统招低100多分，却能与高考600多分的统招生共享校区资源，实现了“低分高就”，且报考竞争依然激烈，英语成绩低于130分的考生基本没有机会。沈伟其将这种录取分数“倒置”现象称为“市场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并警告称，若大量“只创收不办学”的项目持续存在，将产生恶劣影响，强调“不管计划内外，我们不能卖文凭”。

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普遍高于普通本科，宁波诺丁汉大学每年学费为11万元，上海纽约大学则超过20万元。沈伟其解释说，为了吸引国外师资，学校需要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教师的招聘标准与英国诺丁汉大学一致。他坦言，加上学费和政府补贴，学校的营收仅能勉强持平。他指出，一些学费低至几万元的项目，是因为在国家生均经费正常拨款的情况下，可以共享校舍、仪器和师资。目前，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尚未统一，浙江和江苏仍需审批，而大多数省市实行备案制，基本等同于自主定价。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已建立了退出机制，每年都有不合格或生源不足的项目退出。沈伟其强调，教育部每年都会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质量评估，需要配套的“放管服”改革，以避免市场持续混乱。

自由度

孙晨皓毕业后选择加入宝洁公司，担任品牌增长部经理，他预计两年内即可通过高薪赚回大学学费。他共收到宝洁、字节跳动、美团、欧莱雅等9家知名企业的录用通知，同时也获得了伦敦大学学院、纽约大学、墨尔本大学等院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他选择就业是因为宝洁提供的岗位极少招收本科生，机会难得。

赵信的毕业前景可能不如孙晨皓。他入学时听到的宣传是“毕业生深造率70%”“出国读研优势巨大”，但截至大三结束，全年级120人中，成功申请到QS排名前100硕士项目的不足10人。他认为，大多数同学毕业后将直接持海外学位证就业。田力指出，计划外“4+0”模式的毕业生在学历认证后，可以报考国内硕士或参加公考、考编，但许多岗位在资格审查时会注明“要求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这使得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的身份在就业中往往不会带来正面优势。

孙晨皓认为，相比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毕业生身份，学校四年带给他更深层次的收获。在求职过程中，他被评价为“更加成熟，更加脱离学生思维”。他理解为，大多数应聘者会保持低姿态，而他认为与面试官的交流是平等的，应聘者与公司是相互选择，共同实现价值。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孙晨皓回忆，学校课堂上，学生是主角，知识点通过讨论和分享而非讲授获得。学习的重点在于实践，而非仅仅为了考试分数。课堂上，学生会模拟公司运作，分析财务数据，判断公司发展可持续性。此外，学校提供丰富的资源，如简历工作坊、面试模拟、暑期实习项目等，而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也成为学生间的重要分水岭。孙晨皓表示，宁波诺丁汉大学让他意识到自己不再仅仅是应试者，而是拥有运用知识解决问题能力的社会独立个体。

童世骏认为，中外合作办学带给学生最显著的优势是自由度。他解释说，上海纽约大学虽然法律上属于中国学校，但学术管理完全遵循纽约大学的规范，课程、培养方案和评价标准均参照外方设计。小班教学、高师生比（1:8）、高外教比例（70%）以及为每位学生配备的学术顾问，都为学生提供了高密度的学术支持，从而提升了他们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学校不分文理科招生，学生最晚可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确定专业，大一以通识教育为主。他认为，理想的专业选择应是学生兴趣专长、学校学术资源和社会需求的结合点，这样学生能更从容地探索自我。

多位受访者提到，S11院校通常不强制要求学生海外交换，但大力鼓励。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学生本科期间最多可有两个学期在上海以外的纽约大学校区或全球其他教学点学习，因此在形式上更像“3+1”，但国内三年的学习更具本土留学特色。中外学生培养完全融合，甚至强制要求宿舍混住，禁止两名中国学生同住。沈伟其认为，对于选择“4+0”路径的学生而言，这是一种理性且经济的选择，并且近年来选择该路径的考生数量不断增加。

白蕊仍在犹豫是否选择中外合作办学，她认为在高三毕业时很难清晰规划未来。田力建议考生务必仔细核查项目是否获得教育部批准，并考察中外合作双方的办学水平。孙晨皓则鼓励考生勇敢尝试，给自己一个体验不同教育风景的机会。